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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亟需建立国家贸易保护体系

出处:凤凰卫视    2004年01月02日
2003年11月19日,针对美国对中国三类纺织品实施配额限制的决定,中国官方做出了强烈反应:外交部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商务部发言人则表示可能把官司打到世贸组织。   入世两年以来一直被动应诉的中国,态度由软转硬的速度令人吃惊:11月初还曾派出赴美贸易采购团下了逾60亿美元的巨额定单,两周后即宣布撤销第二个赴美采购团,且准备将美国告上WTO维权。从中似乎可以读出某种“醒悟”:一两次“消气”的采购根本无济于事,美国会一直不停地敲打中国,并在“指责-辩解”的反复中挤出更多利益--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付快速崛起的日本那样,不同的只是,日本从未派出采购团。 中国要想在WTO这个“经济联合国”中不再受制于人,惟有尽快建立自己的贸易保护体系,主动应战。然而,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成熟的贸易保护制度,中国的时间表显得相当紧迫。入世两年以来,中国对外无力反击他国违背WTO承诺的行为;对内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地方政府甚至将艰难谈判得来的保护措施弃如敝履,比如不顾当初为保护脆弱的零售业谈判争取到的三年过渡期,纷纷以极优惠的条件引外资百货入境。 从贸易保护角度视之,大陆入世两年,教训多过经验。近期中美贸易风波或可成为一个转折,令中方以更为理性务实的态度重新审视WTO框架下的国家贸易保护体系。 “如果不出现看得见的改善,除了商界会有不满的声音外,还会产生政治后果。”9月,美国商会发表了一份措词严厉的报告,指责中国在履行入世义务方面是“不公平及不完全的”。同月,欧盟驻华商会也出台了长达300多页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多达20个欧盟不同行业对中国履行WTO承诺的状况提出了批评:“中国似乎正在试探能够被接受或不能被接受的做法。” 经历了15年的漫长谈判中国大陆才得以重返WTO,但在今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两周年之际,来自欧盟和美国的抱怨声浪越来越大,它们认为中国在履行当初的承诺上并非“所想象的那样令人满意”。可以想象,即将于12月召开的世贸组织会议上,中国接受年度审议时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 专家认为,面对向来单方面采取保护主义并与所有世界各国贸易对手都发生争端的美国,中国的遭遇并非偶然。然而回顾中国两年的入世之路,可以看到,与制度性的贸易保护已经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至今仍未建立起WTO框架下的国家贸易保护体系将使其付出巨大代价。 入世贸易保护措施被白白浪费,国内弱势产业面临危机 尽管当年中国入世谈判协定的部分条款招致国内的诸多不满,但对于“前线”辛苦争取得来的有限优惠政策,后方似乎并未加以珍惜。 被国外指责相当频繁的一项是“国民待遇问题”。对外经贸大学世贸组织中心执行主任张汉林直言,对目前的在华外资企业,他认为应该用“超国民待遇”这个更准确的词。 “现在外资企业更多的不是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而是正在享受着远远超过国民待遇的待遇。”在张看来,入世两年以来,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WTO框架下相应的贸易保护体系,甚至将艰难谈判得来的保护措施弃如敝履。比如,当初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零售业,中国经过谈判争取到了三年的过渡期。然而为了吸引投资,不少地方政府纷纷用极为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诸如零地租甚至财政补贴,“这种扭曲的激励带给外商的利益,远远超过对它们的限制。” 2002年底,据政府部门统计,全国27个省会市、单列市中,外资百货店占6%,大型综合超市占23%,发展速度世界罕见。以至原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局长黄海不得不公开告诫各地方政府:“零售业的许多压力不是外商造成的,而是各级政府为某些利益驱使迫不及待地引入,不顾及民族商业的未来发展。”看着来之不易的三年保护期被浪费,这位政府官员显得气愤和无奈:“曾经有一个省的七个部门向同一家外商发出邀请,而且都许诺给予城市最好的地块。” “现在中国事实上的开放远远大于WTO规则要求的开放程度”,张汉林说。他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普遍承担“招商引资局”的角色,就连教育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妇联都承担招商引资任务,这种局面也是提前开放的体制原因。 同样的“浪费”还存在于汽车行业。尽管欧盟一再把目前中国对每家外国汽车生产公司的生产型项目的数量限制指责为违背WTO承诺的“非关税壁垒”,但是在中国与欧盟的WTO议定书中并没有规定中国方面需要放弃这一保护权利。当初,这也被看作是中国谈判胜利的经典案例。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过渡性安排的保护期内什么也没做,”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员贾新光说,“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出台汽车产业政策,很多问题还在不停争论。中国企业从来不考虑产品开发,就一心多装些车卖钱,感觉像是‘最后的晚餐’。”目前由于保护政策,中外合资汽车生产企业中,外方最多只能持股50%,但是实际上合资企业的技术和资金全都来自外方,中方几乎只能靠政策安排勉强“命悬一线”。 部门争利,贸易保护框架迟迟未成 尽管从入世伊始贸易保护即被提出,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显然还没有制定好一个完整和长期的贸易保护框架。 “经济管理者在处理问题时更习惯埋头只看自己的东西,对很多情况不了解。” 中国首批关贸总协定观察员马晓野指出,“一旦出了问题,各个利益部门做的就是坐下来争吵--对外谈判的人用‘自由贸易’的大旗打击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就举起‘民族工业’等等保护的大旗反驳,最后拿出一个折衷方案。” 在一个相当松散无序的保护体系中,中国显然对一些行业过度保护,而对另一些行业缺乏保护。 马晓野举例,中方谈判代表曾经遇到国内手表业的保护问题,“当时手表的关税40%左右,要不要降下来?国内工业部门说,手表行业11万就业工人,所有手表企业中一半停工停产,6万多工人下岗,再降低关税,整个行业全部完蛋。但是后来我们的调查发现并不是这样:中国是世界廉价表最大的出口国,进口手表都是高端产品,并不构成巨大冲击,不存在保护问题。问题出在过去我们把手表当成奢侈品,对国产手表征收很高的国内税,现在时代改变了,应该做的不是用关税保护而是把国内税降下来。” 而对于化工产品特别是与石油相关的高分子化工--这个最需要保护的产业,中国表现得无动于衷。“对于化工产品来说经济规模很重要,达到80万吨到120万吨的规模才有最高效率。而中国当初建立化工工业基地的时候是全国分大饼,照顾各地的经济发展,国家计委把30万吨的规模一分为三,北京、天津、河北各一份,这种非规模经济简直不堪一击,只有靠关税来维持。如果放开了,这个行业就完了。”马晓野同时指出,未来世界80%的塑料消费在东亚,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对化工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可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对这个行业的保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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