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权威人士本周一透露，“中央已同意明年上新的期货品种，大连方面正在积极申报”。 事实上，早在去年１０月和今年５月，几家媒体就曾有过关于“国务院已批复”、“６、７月份棉花、玉米期货品种上市”的相关报道，结果却是无疾而终。 新品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少市场人士认为，如果不是“非典”的原因，玉米和棉花期货今年夏天就出来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郑商所市场部魏振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目前推出新的农产品期货确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具体什么时候推出和非典没多大关系，这只是外围人士的看法。由于关系到市场稳定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中央对农产品期货历来都很重视，证监会也定不了，必须由国务院批准。新品种何时推出，之前也一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这关键还是要看时机，取决于中央对国际、国内市场全盘的考虑。 大商所研究部总监王伟筠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认为，当前最值得市场各方关注的并不是新品何时上市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的中介组织。这个环节对期货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据王伟筠介绍，该所欲推出的玉米和豆油两个品种目前研发工作都已非常充分，准备工作已就绪。目前，现货市场的玉米和豆油涨幅很大。由于没有相应的期货品种，农民难以提前对市场有正确预期，就不能从上涨中获利；加工企业也无法通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以防范价格风险。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预警、指导的作用，发挥着多种功能，我们应该更多看重其积极的一面。 对“中央已同意明年上新的期货品种”的说法，魏振祥表示还没听说，但他认为上起来会很快，因为相关的准备工作确实已比较充分，交易所在技术层面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魏振祥介绍说，除了棉花，郑商所正在筹备的另一个品种是混合小麦，研发也已很充分，但还没开始申报。 让魏振祥乐观的是，“中央目前对期货市场还是比较认可的”。他还提醒记者注意一个细节，“你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昨天和前天都播发了关于期货的内容。新闻联播播期货还是第一次，而且前天播的时间还不短，有５分多钟。” 一封信——期市与农民增收的传导机制？ 央视报道的是一则关于期货市场指导农民增收的佳话，而这段佳话围绕着一封信。 　　 １０月份，国内大豆期货价格已经涨到了３０００元／吨，现货才刚开始涨。由于信息非常闭塞，黑龙江仍有３０％的豆农以每斤０．９５元低价出售大豆。为此，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立即给省委书记宋法堂写了“关于确保种豆农民增收的紧急建议”的一封信。黑龙江省委紧急研究部署，向全省豆农宣传期货行情，最终使大部分豆农抓住了时机，以１．４元每斤的价格卖出了手中的大豆，全省豆农因此共增收３６亿元。 根据以往经验，大豆开秤价为每斤１．１元，能卖到这个价，农民就很满足了。而实际上，由于信息不灵，缺乏合理的避险机制，农民往往在行情好时卖不到高价，行情不好时却免不了要蒙受巨大损失。而且还往往是价格涨时种的少，价格跌时种的多。这同时也是农产品种植面积和种植结构也不稳定，国家宏观调控缺乏可靠依据，调控手段滞后的原因。 如果说，玉米、棉花等未上市品种是因为缺乏期货市场的先导信号，从而影响了农民增收。那么，对大豆来说，豆农利用期货市场增收，竟要通过交易所总经理亲自给省委书记写信来实现，这不能不说是国内期货市场的又一大悲哀。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对期货市场了解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与期货市场相关的配套机制尚不健全。 或者说，即使有了一些政策，也还落实得不够。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经报请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农业部、财政部、商务部、广电总局、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统计局、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把“国际市场主要粮食品种、棉花、食糖和主要油料的期货价格”作为农产品价格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和加工整理工作内容之一，明确要求“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内主要农产品主产地交易市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集散地市场价格监测制度”。 　 　 《意见》还要求“发展省、市、县联网和基本覆盖大多数乡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经营大户的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网络；逐步健全农村基层价格信息工作和服务队伍，通过与新闻媒体和基层农业中介组织密切合作，搜集、整理、上报各类相关信息，负责把经整理分析后的上级权威性信息及时向农业生产者发布并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中介组织——农产品期货发展的瓶颈？ “期货、现货两张皮”?一直是我国农产品期货被外界垢病的话柄之一。造成农产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脱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中介机构发展尚不成熟。 期货价格涨了，我国农民拿着现货却不知道卖个好价钱，而美国农民还没播种就可以趁着行情好在期货市场卖出自己明年的大豆了。 格林期货首席分析师于军礼介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农场主、粮食加工商、出口商一直利用期货市场来控制主要的价格风险，安排产销。ＣＢＯＴ反映的是国际市场的价格，虽然波动剧烈，对美国农场主却影响不大。因为，农场主完全可以根据期货市场决定，什么价格高就种什么，播种之前就在期货市场进行了套期保值，根据自己的成本锁定了利润。相反，如果农场主不在期货市场进行套保，提前规避价格风险，合作社、银行还不给贷款。期货交易发现价格、规避风险、预测未来、指导生产和流通的巨大作用因此得到充分发挥。 于军礼认为?国内单个农户经营规模太小，而期货合同规定量大，二者差距悬殊，一般农户也根本没有参与期货市场的渠道和知识。而直接和农户打交道也很难，白纸黑字的合同到时候可能不认账。订单农业我国虽然也有一部分，但不成熟，中间商实力和规模不足，违约的风险也很大。从实践上看，国内中介组织的社会性、广泛性、服务性和有效性不足，不能像国外中介组织那样通过扎实工作发挥积极作用，有的甚至成了“准政府”组织。 大力发展和完善行业中介组织已成为共识。有关专家认为?政府应积极扶持农民自己成立中介组织和各种自律性协会，并给予相应补贴。各级政府对介入农产品加工、销售的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必须严格审查，明确其责任。农民与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签订的合同，应按照《经济合同法》，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具有法律效力，一旦企业和中介组织违反合同侵吞利润，转嫁风险，应严格执法，使农民利益得到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