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始，中国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率整体降低约4个百分点。继而，在2005年初，宣布取消17种产品的退税，4月1日又宣布取消了钢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有迹象表明，对于一般资源性产品的退税可能会进一步取消。与此同时，取消出口退税的呼声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出口退税未来将走向如何，是否会取消，其政策变动对于中国外贸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副主任刘桓，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尚希教授。
　　经济观察报：从2004年出口退税调整至今，退税率不断降低，享受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在不断缩小，一些产品甚至已经开始征收出口税，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在促进出口方面作用有多大？
　　隆国强：就是因为作用大所以才要取消个别商品的出口退税。我们是出于这样一个基本考虑：在生产过程中高耗能、高污染、耗土地、耗资源的产品，国家不鼓励出口；另外一方面，目前国内的环境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动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此外，现在取消出口退税的产品还是非常少的，几万种商品才取消了10多种嘛。所以说它只体现了一个政策的导向，这极少数的取消并不等于出口退税政策不重要。
　　刘桓：出口退税一直是我国促进外贸增长的一个有力手段。从1980年代起我国外贸出口持续增长，出口退税增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探讨出口退税的基点是这一政策是否“违规”（是否符合国际惯例）。我坚持对于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并不违规的看法。按照国际惯例，贸易双方如果都实行增值税，而一方退，一方不退，是不公平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双方都实施就没问题。
　　对出口退税的更新调整一个重点是中央－地方共同负担，财力分割，这对企业影响不大；另一点是退税率普遍下调3－3．5个百分点。有的继续下调，比过去降得更多，这对出口企业影响较大。
　　这一系列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是正常范围内的调整。在《税法》实施中，各国都会不断调整具体措施，不足为奇。近期出口退税针对不同产品有下调也有上调，如软件、高新技术产品，已经达到17％的退税率。这说明政府运用相关政策的技巧性、科学性的提高。
　　经济观察报：跟最早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上世纪相比，现在出口退税在外贸出口中发挥的作用跟过去有什么不同？我们注意到，最近的调整基本上都是结构性的。
　　隆国强：去年的出口退税降低了4个百分点，但是也有一部分保持了原来17％的比例，例如ＩＴ、通讯、手机等产品。这一年多的结构性调整，主要目的在于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我们有的产品实在是太有竞争力了，制造成本非常低，即便取消了出口退税，还是在全球贸易中占领先地位。比如说一件商品，在退税没有取消前，国内厂家和客户谈妥的单价可能是五毛，退税取消后，可能变成五毛五。而其他竞争对手的价格可能是七毛、八毛。这个商品还是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贸易是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如果真的要实现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还应当在贸易环节以外采取其他措施。但是如果这些动作做得太大，企业就可能一下子死掉了，那也是很可怕的。所以，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还是渐进的过程。
　　刘尚希：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其政策目标应该是不同的。在最早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上个世纪，实施这项政策的背景是：国家外汇储备紧张，同时国内需求难以启动，需要增加企业产品的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出口退税政策目标也应相应调整。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有6000多亿，社会有效需求明显增加，而且国内经济有过热的苗头。这时，出口创汇已不应是我国外贸政策的目标，我们的政策应当是鼓励那些真正有国际竞争力、能创造更多价值、带来更多利润的产品出口。
　　以前，初级产品出口，企业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出口可以获得出口退税款。现在取消钢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实际是配合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同时也可以说是转变其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信号，今后不再鼓励为出口而出口。
　　从外贸战略上讲，出口退税政策仍是需要的，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仍旧离不开国家的激励政策。出口退税政策需要不断地完善、细化，以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新变化，进一步明确新的政策目标，用好出口退税这项宏观调控政策。
　　刘桓：降低出口退税率有两个目的：一、提高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使其尽快融入国际市场；二、在取得财政收入的同时保护本民族工业。退税的调整和以前的政策在宗旨上没区别。
　　不同之处在于：增值税不完善时退税办法也不完善。退税问题复杂源于复杂的税制不断变革。目前增值税政策不断完善，如发票、税控、抵扣诸方面都有改革等，税制基本模型趋于清晰。这样，出口退税也要不断完善。
　　目前的退税办法比之过去是更规范、谨慎、完善的。
　　当然对企业还是有不小影响。过去企业外贸部分盈利，内贸采取低利、保本，“以外养内”。新的情况下，在国际市场上企业竞争力提高态势减缓，对内资企业压力很大，这也即要求企业在外部环境改变之下，发展新的增长点。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碰到的问题。
　　综观出口退税的政策变化是方向性的调整，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换代的基本精神。淘汰落后企业，更新产业结构，一些企业受损是必然的，核心是哪些企业受损，哪些得到大的发展，哪些淡出中国市场，这个过程企业能否适应。
　　经济观察报：一些经济学者主张取消出口退税，原因之一是，这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你们认为出口退税是否应该取消，这是否是为人民币减压的一个好的方式？
　　隆国强：人民币升值又怎样？人民币升值说不定是件好事呢！
　　出口如果掉下来，那么多人失业怎么办？政策是为发展服务，而不是牺牲发展来服务于政策，这会本末倒置。出口下降，那关系到几千万人的就业啊。是谁在享受贸易出口带来的就业好处？主要是那些进城打工的民工，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一定要保护。
　　出口退税政策不应该取消。这是我国外贸的基本制度。高污染行业的产品可以降低、取消出口退税，甚至实行征税，但是一般产品应该足额退税。
　　凡是在出口产品中有间接税的国家，通常都会采取退税政策，有的国家在出口产品中不含间接税，像美国，出口商品不征消费税，所以不存在出口退税问题。所以说，足额退税只是使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平等竞争的条件，不退税或不足额退税就是歧视出口了。中国在出口中含间接税，如果不退税，那不是自废武功吗？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优势呢？
　　刘尚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到底来自何方？主要是经济压力还是政治压力？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不是贸易顺差多就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取消出口退税就一定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都有探讨的余地。在逻辑上，取消出口退税和减轻人民币升值似乎没有充分的因果关系。对出口产品退税，这是国际惯例，符合世贸规则要求，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决定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及其调整的范围和力度。
　　对于这一问题，关键是分析清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到底来自哪些方面，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能简单地说，通过取消出口退税来减少贸易盈余，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经济观察报：如果从未来外贸战略的角度看，比如说外贸追求进出口大体平衡，而且我们很多产品的出口，相当于对国外消费者的补贴。这种对出口起促进作用的退税政策，是否依然有存在的理由？
　　隆国强：应该是通过扩大进口来追求贸易平衡，而不是通过限制出口。
　　从长远来看，我们国家的进口是刚性的，比如石油、铁矿石的进口。要保持进口能力，就要有出口。在大进大出之中，才能提高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限制出口，那不是封闭经济吗？中国吃封闭经济的苦难道还没有吃够吗？
　　刘桓：对这个问题还是强调要对税收作深入了解。各国的税收结构和作用不尽相同。中国征收流转税，增值税在国内起重要因素，不像美国等征收所得税。贸易摩擦很多来源于税收制度差异。探讨这个问题，更应该比较税制的差异，而非故意造成什么结果。就出口贸易而言，可以说中国出口税制先进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像美国的“301法案”之类是不公平的。为保护民族工业在国外不受到更多的歧视，这样的税制必须采用。
　　经济观察报：出口退税政策仍然面对很多问题，比如说在中央和地方分担的问题上，从目前来看，如果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还应做哪些调整？
　　隆国强：首先，要实行足额退税。出口退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贸易政策。不能说因为今天出口增长快了，我就降低退税率；明天出口增长降下来了，我再提高退税率。把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并不合适。
　　 其次，合理地让不同政府获得利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去年开始，地方政府在出口退税中要承担超过基数25％的责任。但是地方政府不是一个政府，而是几千个具体的地方政府，现在存在苦乐不均的状况。有的地方政府直接出口少、间接出口多。比如一个地方种植棉花，棉花本身不出口，而这些棉花被企业运到另一个城市加工成了服装并大量出口，种棉花的地方政府收取了一部分增值税，而直接出口服装的城市则需要承担出口退税的责任。这个问题必须通过税制改革才能解决。
　　刘桓：出口退税在长期之内是应该坚持的，但要明确以下三点：一、坚持结构性的调整，对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因素；二、出口退税符合国际惯例，没必要放弃；三、在中央和地方分担退税之后，需要更明确权责、利益的分配方案，使出口地、生产地等各方能平衡参与到退税体系中来。
　　 刘尚希：有关出口退税在中央和地方分担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单项改革造成的利益不均衡、负担不均衡引起的，这需要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改革和国家的财政体制有紧密的联系，不能单独获得解决。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放到整个财税体制框架中来考虑，建议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政体制过程中将出口退税问题作为一个因素考虑进去，进行统筹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