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早上九点半，WTO香港部长级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世贸谈判代表团团长、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他下榻的君悦酒店，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新闻发布会。这是自香港会议开幕以来中国代表团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
　　此次WTO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策略性地保持了低调——作为G20集团的发起国之一，中国缺席了所有G20集团的新闻发布会。
　　在一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薄熙来回答了数十家中外媒体的提问。
　　记者：在这次香港部长级会议上，外界认为中国表现比较低调，请问中国的策略是怎么样的？怎么评价中国的表现？
　　薄熙来：中国政府对这此谈判是比较重视的。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这次会议。当然，中国代表团的规模赶不上日本的200多人和美国的400多人。我们派出了一支非常精干的队伍，成员包括来自农业部、财政部、发改委、海关等的各个方面的同志。大家集中精力参与多哈回合的谈判。
　　中方发挥了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推动谈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不论是在农业、非农还是服务贸易方面，我们都积极地参与，参与了所有的议题。而且，我们进行了数场高官会和协调组的磋商，还跟19位成员国的部长进行了磋商。中国参与的态势是非常积极的。
　　另外，中国还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农业和非农问题上还有很多争论之点。在这些方面，中方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这次我们积极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中国能有效地维护13亿人口的利益，这本身对于世界贸易健康发展是非常有贡献的。我认为，中方对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也确实认真做了研究。
　　大家知道，中国在四年前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做了广泛承诺，因此，我们这次既有进攻的利益也有防守的利益。
　　记者：你觉得中国的表现低调么？
　　薄熙来：当然，我们不像有的成员讲得比较多，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忽悠”得比较多。我们愿意务实地对面临的问题做出回应。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采取务实的态度，对所有的伙伴都是一种平等的务实的关系，没有必要调门很高。
　　记者：这次香港会议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很多人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前景不明。你认为多哈回合的症结在那里？多哈回合的成功有待于那些因素？部长宣言中提到，2008年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要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免配额的待遇，中国是不是加入了这个“部分发展中国家”当中？如果有，对中国市场有哪些影响？
　　薄熙来：多哈回合香港会议取得了积极进展，我们对此感到高兴。这次会议毕竟在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之前，我听到的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发展中成员他们关心的农业问题并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发达国家成员有希望率先解决非农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采取比较积极的“瑞士公式”。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先做出让步，是“先生鸡还是先生蛋”，实际上在谈判之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应，形势并不明朗。
　　香港会议开幕之后，有几个具体的突破，有几个口子揭开了。在农业方面，取得了几个比较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日期，最后毕竟定了一个2013年。另外，大家也都认同在非农领域里面，以“瑞士公式”为基础，有两个系数，这两个系数要有足够的差距。就是说，农业和非农领域里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大家也都知道，这第一步是最不好迈的。在香港会议期间有这样的突破，是令人欣慰的。
　　在棉花问题上，2006年发达国家取消出口补贴，而且在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支持上，粮棉也有所突破。因此我们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祝贺香港会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我同意你说的，这次会议的进展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不论是农业还是非农，进展非常有限。你问到症结所在，我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勇气和他们减让的幅度都不够大。事实上，由于目前世界经济贸易的总体形势是并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得世界经济贸易回到一个平衡的、发展的健康轨道，发达国家必须做出更多的减让。他们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未来的谈判中能够做出实质的减让。
　　而且，在农业方面，发达国家无论是黄箱的补贴也好，出口的补贴也好，还是其他方面，对农业的扭曲贸易的各种补贴和支持形式都远远大于发展中成员。因此，解决矛盾的症结在发达国家做出实质性减让。
　　关于双免(免关税免配额)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成员是不是对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实行双免，这个有一个灵活性条款，目前还没有谈判到这一地步，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加入这一条款还在讨论中。
　　记者：中国多次强调新成员待遇问题。中国是不是想以双重身份在世贸谈判中出现，寻求一种双重保护？在会议上，各方对中方的这种关注有没有什么回应？
　　薄熙来：讲到新成员地位，这是中国代表团多次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因为在四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我们做出了广泛而重要的承诺。在农业方面、工业方面、服务贸易方面，我认为我们做得是相当出色的。对于世界贸易体系的健康发展，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有的世贸成员，特别是绝大多数的重要世贸成员，他们在香港讨论新一轮的减让，是在十年前乌拉圭回合的基础上。我们的减让，都是四年前我们加入世贸的时候，在那个基础上的减让。大家知道，这十年，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中国在四年前做出的减让，远远大于在十年前乌拉圭回合的时候，那些世贸成员特别是发达成员所做出的减让。
　　农业领域，我们从1992年开始谈判，农业关税从当时的54%降到了15.3%。这个降幅是72%。乌拉圭回合的时候，发达国家的降幅是36%，发展中国家是24%，也就是说这个降幅是不一样的。而且，现在世界农产品的关税总水平是62%，我们只有15.3%。中国是最大的农业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棉花、畜牧业、油菜生产国，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农产品总量最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我们的农产品关税的削减幅度是最大的，而且没有水分，关税全部约束。
　　在这一点上，相比发达国家成员，我们做的出色得多。
　　在非农领域，中国的关税从加入世贸之前的42.9%——就是将近43%，降到了现在的9%；而乌拉圭回合的时候，发达成员欧美的平均降幅是30%。中国的降幅接近80%。欧美降到现在的关税水平，从历史上讲，通过八轮谈判累计起来，一轮谈判降低10%。中国仅仅在加入的时候，一鼓作气就把非农产品的关税水平降了80%。应该说降幅比他们大，约束水平比他们高。
　　而且，在非农产品的最高关税里面，中国最高的是25%，欧洲是26%，美国部分纺织品、鞋现在的关税水平还达到40%。应该说，现在中国所做出的减让，是明显的、巨大的。贸易界人士对此都是公认的。
　　中国承诺不对任何农产品进行出口补贴。欧美在这个方面的补贴数量是不得了的。在农业的出口补贴方面，美国有3000万美元的直接出口补贴，还有40亿美元的出口信贷，这里面包含着大量的出口补贴的成分。中国的“黄箱补贴(AMS)”是零，美国在“黄箱补贴”方面有80多亿美元，欧盟有400多亿欧元。这显然不是一种公平竞争的状态。
　　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新加入的成员，在这次谈判中，欧美争得很厉害，很多成员争得很厉害。但是即使他们按照对方提出的高端来进行减让，实际上跟我们中国四年前做出的减让相比，也是非常有有限的。如果欧美有当年中国加入世贸时候的那种开放的勇气精神和对世贸组织负责的态度，多哈回合谈判的所有目标，我认为也远远不及中国在加入世贸的时候所做出的广泛而重要的承诺，远不及中国当年的开放精神。中国今天要求新成员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记者：中方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在“香港宣言”中是否有所体现？
　　薄熙来：这次谈判的所有热点焦点问题，中方都是全面关注的：中方关注农业问题，因为取消发达国家成员对农业的高额补贴，无论是在黄箱上还是在出口补贴上，对于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农产品市场都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是一个农产品大国，既要保护农民，又要实现未来农产品出口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求一个公平的农产品市场。
　　在非农上面，中国有一些产品，特别是中低端产品已经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开放的市场，希望各个世贸成员能够在市场准入方面做的更好一些。同时也希望在反倾销规则方面能够更透明一些，更公正一些。
　　同时，我们还关注能不能实现发展的议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3亿人口。体现发展议题，不仅是中国关心，也是世界上所有发展中成员关心的议题。这个议题之所以显得非常重要，就是过去这十几年并没有体现这个议题。这次能够确定发展议题也是难能可贵。
　　事实上，11年前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全世界对此也是祝贺和欢呼。但是经过十年实践，让大家很失望。世界贸易并不能给所有世贸成员带来福利，相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两极分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强。也正因为这样，发展中国家不干了，发达国家也感到了危机。他们认为，这样世界经济就要失衡，就不可能再继续健康发展了。世界毕竟要进步的。所以发达成员同发展中成员经过讨论，才确立多哈的发展回合。
　　记者：现在宣言定在2013年取消农业补贴，当时大家都是希望在2010年取消的。你是不是有点失望，这对我们国家的农产品影响在哪里？
　　薄熙来：这是“绿屋会议”讨论的焦点。这个“绿屋会议”一次两次三次地开，很多时候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各个成员一度集中精力要求欧盟做出让步，在2010年取消出口补贴。我认为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农业出口补贴对贸易来说，是最为扭曲的一种形式。既然要搞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就不能搞补贴。
　　很多国家现在还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对企业有补贴。事实上，一些人批评中国对企业有补贴，也是似是而非，捕风捉影。相反，一些发达国家成员自身实力非常雄厚，对农业的补贴却是毫不含糊，几倍、几十倍、几百倍于中国的。欧美对农业的补贴，就十倍于所有发展中成员对农业的补贴。这个补贴显然是不合理的，国内支持的形式不合理，出口补贴的形式就更不合理。因此大家强烈要求欧盟在2010年取消农业出口补贴，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走到这一天，从维护自由贸易的角度讲，从公平贸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出口补贴确实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但是，欧盟认为2010年无法实现，另外涉及到各成员国还有一些法律和技术上的考虑，最后大家做了一个妥协，于2013年取消出口补贴。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日子真是够晚的，不仅要开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要开过2012年的英国奥运会，才能等到这个日子；而且还没有谈及黄箱补贴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讨论市场准入的问题。不过，欧盟最终还是同意可以在2013年取消这个出口补贴，还是迈进了一步。我们认为还是积极的，还是朝着正确的轨道向前走了一步。
　　记者：中国是不是第一次进入“绿屋”？除了纺织品，还有哪些贸易领域会同欧美发生潜在问题？中国内地未来会不会承办世贸部长级会议？
　　薄熙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我们历来平和安静，没有必要在这种会议上大喊大叫，只要表述自己的观点就足够了；而且在平和之中，中国是有分量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健康成长、迅速成长中的贸易大国。我们愿意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同所有的贸易伙伴平等公平地相处。
　　我本人是第一次参加“绿屋会议”。此前，在坎昆会议上开的“绿屋会议”很短，刚刚开始大会就宣布失败了。这次“绿屋会议”进行了七次，中国全部参加，对所有重要议题，我们都发表了意见。
　　同欧美的贸易关系，作为中国的商务部长，我认为是乐观的。中国和美国、和欧盟在贸易关系上，有争论、有矛盾，甚至有时也有争吵。在世界上所有大的贸易伙伴之间，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因为中国成长起来，中国同欧美的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体现了互利的关系，我们之间的贸易蛋糕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之间发生争论的机会才越多。所以说，中美、中欧之间，发生贸易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积极的；它反映了我们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我有信心，中美中欧之间都有能力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贸易关系。起码到现在为止，这些贸易关系处理得还是正常的。
　　你刚才提到前一段的纺织品。在2005年1月1号，全球纺织品实现一体化以后，中国的纺织品确实在欧美市场上出现了激增的情况。那么后来我们成功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
　　今后还可能在很多产品方面有竞争，有矛盾。比如说鞋类、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信息产品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我相信在其他领域还会有竞争的。但是，我们之间的矛盾是前进中的、发展中的、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矛盾。我认为经过中美、中欧友好协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在前进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此次世贸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办，就是在中国的领土上。我们对香港举办世贸部长会议，已经很高兴了。所以我们积极推进，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有所突破，取得成功。昨天我看拉米先生如释重负，我也确实很为他高兴。他很能熬夜，我们也陪着他熬夜。
　　你提到那个“绿屋”，是一个环境很差的屋子。好客的香港人提供了很多可供选择的场所，但是世贸选择了一个最小的、最狭窄的屋子，而且把这个屋子分开两半，一分为二，我们坐的地方都很局促。地方很小而且要谈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到了凌晨，里面的空气不是很好。据说这是一种谈判的逻辑，让谈判的参与者在狭小拘禁的环境里，尤其是半夜谈判，精疲力竭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协议。我不知道世贸是不是这种逻辑，当然如果今后有机会、有条件在中国内地搞世贸部长会议，我们一定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舒适的谈判环境。
　　记者：中国这次谈判哪方面受益最多？如何看待大会主席曾俊华的表现？是不是会觉得场外的示威人士危险？
　　薄熙来：曾先生表现出色。最后在大会结束以后如释重负，终于完成一件大事，为全世界完成一件大事。这些天他总共只睡了八个小时，我听了非常感动。曾先生表面看是文弱书生，但是他在关键时候冲得上去，能一直坚持岗位，而且都是动脑筋的事情。他安排所有的会议议程，所有重要会议自始至终参加，我能体会他的辛苦。曾能把这个会议自始至终进行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
　　曾在谈判上也能得金牌。他这次主持的非常好，平和果断。最后的大会，刚提出议题还没来得及让大家思考，那个锤子就敲下去了。非常果断，也是得人心的。那时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他在那个时候加快了会议的进程，也是蛮可爱的。曾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他在主持会议期间，认真听取很多人的意见，我在下面听到很多人对他的能力都是好评的。
　　就宣言最后达成的文本，有四条跟中国是密切相关的。
　　宣言第58段，“由于新成员在加入谈判中做出广泛承诺，新成员的特殊情况将在谈判中予以考虑。”新成员的问题正式收入进去，这意味着在今后的谈判阶段，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成员所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做出具体的规定，以减轻这些新成员在新一轮市场开放中的压力。
　　第7段，发展中国家可以自主制定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并有权使用特殊保障机制。这样中国的一些弱势农产品就可以得到一些可能的保护，免予减让或者少做减让。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新成员也好，作为发展中成员也好，在农产品方面可以得到特殊保障机制的保护，享有免减和少减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要求的特殊差别待遇，在这次部长宣言里面已经得到了具体和明确的体现。
　　第5段，没有综合支持总量(AMS，黄箱)的发展中成员的微量允许可以免予削减。我们现在的微量允许，中国实际上所用的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3亿美元。美国是70亿美元，欧盟还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的综合支持总量承诺是零，也就意味着多哈谈判中不需要对农业的国内支持再进行削减。
　　第14段、15段，非农产品减税公式采用多个系数的“瑞士公式”，而且发展中成员的灵活性条款是谈判成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既有利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开放，也有助于对发展中成员的一些敏感产业给与保护。在非农谈判里面是两句话，第一，用“瑞士公式”。大家知道“瑞士公式”是比较激进的，这个激进，并不是说对中国完全不利，因为我们有些工业产品还是有竞争力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开放度提高，市场的准入更加方便，对中国的产品也是有好处的。另外，在非农市场方面，提到了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灵活性条款是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我们的敏感产品也能够提供适当的保护。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几段话，都记入了香港部长会议宣言，这对中国来说有现实意义。
　　记者：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在发展中国家中再分类，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薄熙来：对发展中国家再分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现在还有7.4亿农民。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4%，很多产品进入欧美的超市和百货商场。所以欧美的不少发达成员也感到了中国产品的压力。所以，现在有些国家提出要在发展中国家里面分三六九等，叫中国为发达的发展成员。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没有政治和经济基础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分类。
　　我们认为这种分类的背后，有发达成员的特殊想法。现在发展中成员要求他们做出减让，为世界贸易的公平做出贡献，他们要拉着我们中国、巴西、印度也同样做出贡献，这样可以减轻他们自己做出贡献的负担和压力。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合理不客观的，我们坚决反对。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给人感觉在世界的经济贸易的大蛋糕里占有一块；但是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仍然很低。中国去年的人均GDP是1200美元，美国是3.6万美元，是中国的30倍。中国农民去年的人均收入是2900多人民币，还不到四百美元。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是每人一天1美元，我们中国这么多农民平均起来就是这个水平，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从总量上看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一点，但是他们承担着非常大的责任。中国、印度两个国家的人口就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恰恰是这些发展中大国，养活了世界大多数的人口，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世界一些发展中成员遇到天灾，其他国家伸出援手。中国独立自主地消化了大量矛盾。中国的天灾是最多的，在这种情况，中国政府高度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连中国是发展中成员的身份都不承认了，那是完全不公平的。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的部门，相当于欧美的90%，开放的幅度很大，“面积”也很大。世界上发展中成员服务贸易的开放部门是54个，发达成员是108个，中国是100个，接近发达成员的水平。所以在各个领域里面，我们可以说中国对外开放做出的承诺都是巨大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再分类是没有道理的。不单中国反对，印度、印尼等等也反对。
　　记者：在今后几个月的谈判中，中国将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薄熙来：今年中国GDP增长超过9%，是肯定的。贸易增长势头也很健康。中国今年年初进口增幅变小，三季度进口增幅回升，四季度也不错。另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近年的顺差可能比去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我还特别想强调，中国并不追求大额的贸易顺差，大额的贸易顺差对我们是有压力的。吴仪副总理还交待，不要把这个顺差搞大了，要想办法减少贸易顺差。而中国的贸易，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中国政府干预，想怎么做，就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鼓励进口，增加进口。出口方面也在研究，如何能够改善结构，提高出口水平。
　　下一轮谈判，用中国话讲就是“破题”。突破，是积极的，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我认为它只是破题，差得还很远。今后两三个月是非常重要的。这次世贸达成共识，要进一步保持香港会议的势头，继续积极努力，来争取两三个月以后，在谈判模式上最终达成一致。
　　谈判模式，本来我们是希望在香港就达成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初的目标。但是半年以前，大家觉得不太可能了。争来争去，在农业非农孰先孰后这个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有些成员就泄气了，大家就感觉，客观地估计，香港会议不可能达成最终的谈判模式。因此大家就朝着这个立场后退了。
　　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我们谈论的事情，即使在三个月以后达成，也只是一个“挤水分”的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谈的各种类型的削减，特别是国内支持的削减，这里面都是大量的水分。即使按照欧美的出价进行削减，把现在认定的削减基数减去他今后可能做出的实际的削减，其实比他现在的削减还要高，就是实际执行的税率都能保住。很可能谈判的最后，欧美削减的只是水分。
　　另外，比如说在非农领域里面，还有很多产品的税率没有被约束。首先要约束起来，然后再削减；而约束税率由于大大高于实际税率，所以现在削减的，我看相当一部分都是约束税率高于实际税率的一部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今后即使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也可能只是挤掉了水分。拿中国老百姓的话讲，没见到肉，没见到骨头。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的关切是多方面的，农业、非农、服务我们都关切，即关切那些取消扭曲贸易的做法，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做出减让。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作为一个新成员，已经非常敏感的那些部类，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能够得到适当的保护。
　　记者：服务业虽然不是这次谈判的核心，进展也不大，但是美国和欧盟都已经提出了要求。你能否透露一下，他们对中国的要求是什么？欧盟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出价不满意。中国的出价和入世协议中的承诺是否同一水平？
　　薄熙来：其实这次在香港，大家连轴转，连谈七天，并没有触及到服务贸易的实质问题。大家集中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其实，我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的时候做出的承诺已经是非常广泛了；11个大的部类，100个分部，我们都做出了承诺，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当然，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特别关注服务贸易的问题，因为他们会做出一个分析。在他们国家，农民已经很少了，那么在非农领域，他们认为发展中大国；特别像中国，在工业领域里面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强，很多中端低端的产品，中国慢慢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欧美在服务贸易里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实际上，比如刚才我讲，我们的服务贸易出口去年也就是600多亿美元，美国有3000多亿美元，欧盟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通过服务贸易的出口来平衡他们的总体利益。所以他对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是明确的，是竞争性的。
　　我们要认真积极地对待服务贸易的谈判。但是我们也明确表示，世界各国，特别是WTO的主要贸易成员，要实事求是地认同，中国事实上已经做出了广泛的承诺。当然在具体的领域里面我们有一个出价，我觉得我们的出价已经相当积极了。另外我认为，美国欧盟方面也应该给我们一个积极的回应，比如说，我们有优势的自然人移动这些方面，欧美应该给我们以更多的积极的回应。